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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養老調查:僅3%老人機構養老社工素質低

中國式養老

  預計“十二五”末,全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21億人。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至少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已經深刻體會到了老齡化帶來的巨大壓力。

  首席記者—楊 江

  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至少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已經深刻體會到了老齡化帶來的巨大壓力。

  5月2日,上海市召開第三次老齡工作會議,老齡化壓力通過數字被表達出來:“十二五”期間,上海平均每年增加20多萬老年人,比“十一五”時期翻番。這預示著上海這座目前中國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城市將進入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期,上海還將率先面臨另一個中國特色的老齡化考驗——從2013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的80%以上都是獨生子女父母。

  事實上,不僅是上海,老齡化是整個中國正在面臨的共同挑戰,預計“十二五”末,全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21億人。中國準備好了嗎?你準備好了嗎?

  我國計劃“十二五”期間基本建立起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在上海,這一養老服務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上海將其形象地概括為“9073”,即90%的老年人家庭養老,7%的老年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3%的老人機構養老。

  應該說,作為先行者的上海近年來在為老工作上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也有望給全國其他地區提供先進的經驗。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中國式養老尤其是機構養老的窘境在上海依舊表現突出。

  “9073”之“3”的分量

  5月6日,從迪拜旅游回國的張榮強老人感嘆身體越發不如從前,作為一名民營企業的董事長,年過七旬的他已經逐漸將企業交由女兒打理,旅游是他選擇的養老方式,張榮強的兒子早年已移民澳大利亞,老張曾想哪天跑不動了就去澳大利亞養老直到終去。但如今他越發故土難離,對他這樣的富裕階層而言,錢不是問題,但卻發現自己在國內似乎找不到合適的養老機構。

  普通的養老院老張壓根不考慮,他也曾想過到專為富裕階層打造的養老院,但國內這種養老院很稀少,浦東有一家“親和源”,實行會員制,會費高達50萬元,但他依然覺得在社區環境與服務方面仍達不到他的要求。“我倒是看中了西湖邊上的一些療養院,但可惜,那里要么是老干部療養院要么就是部隊療養院。我進不去。”

  與老張有著類似困惑的還有一些中產家庭的老人。記者近年來曾先后采訪過多名在浙江、海南等地置業異地養老的上海老人。但現在老人們開始感受到不便,緣由包括一些所謂的度假式異地養老房產實際是違規的小產權開發,老人們的物權得不到保障,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遠離子女親情,且當地醫療資源缺乏,一旦患病老人們還得大費周折回上海。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出國或者進老干部療養院養老終究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尤其在獨生子女家長逐漸成為老年人的主體后,一旦失能、失智,最終的歸屬恐怕都只有一個——養老院。因此“9073”中“3”也就是機構養老盡管占據份額很小,卻最為牽動人心,記者在調查時發現,在對上海市居家養老服務表示滿意的同時,多數老人對養老院仍表現恐懼。

  5月4日下午,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88歲的老人周金娣饒有興致地坐在沙發上收看黃梅戲《天仙配》,天山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是上海“9073”養老服務格局中“7”的項目部分,民間將其生動地比喻為“托老所”,在整個上海,共有這樣的服務機構326家,而作為居家養老社區服務的一部分,上海還建設了老年人助餐服務點405個,26萬余老人享受這樣的居家養老服務。

  周金娣老人育有五個子女,由于多數都已邁入老年且各有家庭,幾年前丈夫去世后,周金娣便成了獨居老人。她一度悶悶不樂。2009年年底天山街道建成天山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周金娣嚷嚷著要子女們把她送到這里。

  天山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共入托27名老人,最小年紀73歲,最長者92歲。與養老院不同,“托老所”不能過夜,老人們晨來晚歸。早上來到“托老所”后,老人們會在管理員帶領下做體操、洗澡、吃飯,午睡后自由活動,“托老所”設有麻將室、運動室、圖書館。

  管理員吳云華告訴記者,老人們每月只需要交350元,這個標準從中心成立至今沒有變過。“到了夏天,老人們在自己家孵空調,電費都不止這些。”

  上海所有這樣的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收費都差不多這個檔次,入不敷出,缺口由所在街、鎮或區財政補貼。

  對在“托老所”的生活,周金娣老人贊不絕口,然而問及日后行動不便不再適合日托時,老人顯得神情黯淡,“反正,我是不想去養老院的。”

  這也是吳云華最為發愁的一點,按規定入托老人必須身體健康,能夠自理,一旦失能、失智或者有嚴重的身體疾病則必須由子女接回或送至養老院等更為專業的機構。但與老人不愿意進養老院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老人們一旦進了“托老所”后便不肯離開。

  91歲的老人馮惠黎是目前唯一一個被勸離的老人,去年11月,老人心臟病突發,幸虧被“托老所”負責人張愛珠及時發現,送至毗鄰的天山街道社區醫院,這樣的老人顯然不再適合入托,但老人死活不肯離開,哭著求張愛珠,無奈之下只得讓她過渡一下,不簽合同,也不趕她走,每天只要交飯費即可。

  三個月后鑒于老人身體狀況實在不適合,只得堅決勸離。老人如今被子女送進養老院,“想起老人臨別的眼神就心疼,但沒辦法,我們不具備對失能半失能或重大疾病老人的處置能力。”吳云華感嘆。

  因為害怕被勸離繼而被子女送至養老院,老人們對吳云華等人的話很敏感,有一名老人每次都喜歡偷偷將日托所的廁紙帶回家,且有輕度老年癡呆跡象,吳云華委婉地問她:“阿姨,您是不是需要幫助,比如頭腦是不是不夠用?”老人立即哀求她:“我沒問題的,你千萬不要把我送到養老院啊!”

  這些多數已經年過八旬的老人盡管都很依賴托老所,但依照吳云華對他們的了解,終究還是要去他們懼怕的養老院。

  因此機構養老的建設作為一個托底,對整個養老服務體系的最終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養老機構何以成“短板”

  在床位數量上,上海過去五年進步明顯,目前共建有養老機構631家,床位總數10.19萬張,上海市計劃“十二五”末養老床位達到12.5萬張,老年醫療護理床位達到2.6萬張,總量達15.1萬張,其中滿足失能失智老人需求的新增床位占70%。每個區縣至少擁有一家以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為主的公建照料機構。

  專門從事老年人工作的上海長寧區民政局副局長、區老齡委主任彭劍明認為與養老院的硬件設施相比,最為棘手的還是養老院護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以長寧區為例,全區共有34家養老機構,其中2家性質為政府辦,6家街道辦,26家社會辦,總床位4211張, 長寧區老年人口14.46萬,人均占有床位2.9%,高于上海市區2.1%的水平,基本達到了“9073”中“3”的要求。

  2008年,長寧區經過對萬名老人的調研率先在國內提出了“幸福養老指標體系”,經過三年實踐獲得好評。然而,對現有養老機構進行深入調研后,彭劍明卻陷入深思。

  首先從規模上34家養老機構硬件設施參差不齊,低于100張床位的養老機構有19家,部分養老機構居住環境較差,設置在居民區內且規模小,難以進行改擴建,其次部分養老機構房屋設施陳舊、且多為多層結構、無電梯。

  在服務內容上也比較單一,除了生活照料外,很大程度上滿足不了老人的精神需求。隨著今后入住老人知識、文化水平不斷提升,現有的設備和服務內容更難滿足老人需求。

  而且,在這些機構中除了政府辦的兩家外,其余都是以租賃為主體,長寧區為了扶持社會力量新辦養老機構進行了租金財政補貼等措施,但自有產權辦養老機構少,客觀上,由于租金上漲、能否續租等問題都會造成經營者不穩定。

  在養老機構入住率上也呈現出了冷熱不均的情況,位于青浦區金澤鎮的長寧區安馨第二養老院因為路途偏遠且剛開始招收老人,188張床位入住老人只有18人。目前民營養老院收費多在2500至3000元每月不等,一些中高端的甚至每月4000至6000元,但由于收費高,入住率也普遍不高。

  受此影響,長寧區4211張床位目前實際入住只有2800多人,但在政府辦的兩家養老院卻出現一床難求現象,主要原因還是費用問題,政府辦養老機構收費每月只有1600元。

  不過彭劍明認為,護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才是影響老人入住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截至2011年9月,長寧區養老機構護理人員總數554名,持續從事三年以上護理員工作的人員只占護理人員的26.7%,在持證上崗率方面,占護理人員絕大多數的三年以下護理人員持證上崗率不過56.6%,遠低于三年以上持證上崗率的96.6%。此外,初級以上專業護理人員緊缺,總共只有52人,尚不足總人數的10%。

  在學歷方面,各機構護理人員文化學歷偏低,年齡偏大。該區554名護理人員中小學文化241人,文盲97人,一些護理員連簽名都要以手印替代。此外,在護理型養老趨勢日趨明顯的形勢下,護理人員配備缺口也很突出,按照上海市養老機構管理和服務基本標準(暫行),規定的護理配備標準,長寧區有27家機構未達到最低要求。

  彭劍明認為,護理人員社會地位低,愿意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本身就不多,同時,投資方為降低成本,力求利潤最大化,對護理人員控制,也導致了護理人員和老人的配比不盡合理。而護理人員缺口又加大了工作強度,在收入普遍偏低(2000元每月左右)的情況下,不僅導致本地戶籍人口不愿從事護理工作,而且導致即便來自外地農村地區的婦女的流失率也較高。

  彭劍明認為這些都制約了養老機構服務質量的提升。因此他建議完善養老機構補貼政策,實行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崗位補貼。“將護理人員的職業規劃納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職業培訓計劃中,造就一支較高專業護理素養和職業道德的養老護理隊伍。”此外,引導養老機構提高護理員招聘門檻,提高護理員收入待遇,吸引初中以上文化的中青年加入護理隊伍,控制流失率。

  針對上海2013年開始80%以上新增老年人為獨生子女父母的情況,彭劍明呼吁政府部門要未雨綢繆,“421”乃至“8421”家庭結構漸成主體,十年二十年后尤其是獨生子女父母進入高齡高峰期時,由于特殊的家庭結構,失能、失智老人必然無法在家庭與社區中得到照顧,進養老機構是必然的。

  “現在不研究對策,將來就晚了!”他建議探索建立政府辦福利型養老機構入住老人的準入制度,建立評估機制,重點收住失能、半失能以及低收入困難老人。

  在他的設想中,可以建立一個梯度養老服務體系——低收入困難老年群體由政府辦養老機構承擔保障性基本養老服務;中等收入老年群體,可以由其他社會公益性養老機構提供多樣養老服務;高收入老年群體,可由營利性商業機構提供差別化、個性化服務。

  “走出一條福利化、公益化、市場化結合的養老之路。”彭劍明解釋,“針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公益性養老機構應該占據主體。”

  專業社工人才流失嚴重

  上海是中國社工組織發展最為迅速的城市,龐大的社工隊伍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社會管理的重要角色,成立于2008年5月的浦東新區樂耆社工服務社就是一家專門從事為老服務的社工組織。其工作內容包括以“一院一社工”的方式進入養老院提供包括個案管理、護理員能力培訓在內的專業化服務。在社區養老合作方面,則進行項目托管,比如對老年人日間服務中心等居家養老進行專業化服務。該社工組之目前為老服務涉及浦東8個街鎮,直接服務2500名老人,輻射近萬老人。

  樂耆的負責人胡如意告訴記者,該機構項目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購買服務、福利彩票基金,“我們希望拓展資金來源,吸引更多企業、愛心人士參與。”胡如意介紹,社會普遍認為養老是政府托底工程,相比青少年、留守兒童而言,較少有基金會與企業、愛心人士愿意將資金投入到養老事業中。

  然而,這還不是這家目前在上海頗具口碑的社工組織面臨的最大壓力,樂耆社工服務社共有34名社工,與養老院不同,這支隊伍年紀普遍不滿30歲,且資質較高,多為社工專業或老齡工作相關專業畢業,學歷至少大專以上,還有兩名碩士。

  樂耆的創辦最早源自浦東新區的政策推動,政府當時希望向敬老院派駐社會工作者,為此,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其中就包括機構聘請養老社工后,政府每年每人崗位補貼2萬元,加上養老院出的1.8萬元,養老社工工資可以達到每年3.8萬元。但這個標準五年來沒有調整。待遇低同樣導致樂耆社工服務社人員流失嚴重,浦東新區近80家養老院中最多時有18家養老院聘請了社工,其中14家與樂耆合作。但時至今日與樂耆合作的只剩下3家街道辦性質的養老機構,與敬老院相似,養老社工也主要來自外地。

  隨著生活成本的增加,尤其外地社工本土化難,在本地得不到薪資與晉升的發展,同時由于二三線城市養老事業逐漸發展,在積累到一定的經驗后,這些社工都相繼返回老家。

  作為專業人員,胡如意們認為社區養老以及機構養老服務目前都存在誤區。比如,養老其實并不僅體現在“養”上,老人更有精神需求。“養老設施的規劃存在一定問題。”胡如意舉例,一個年輕化的社區到底否需要養老院或者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

  “因為缺乏專業機構的建議,養老設施定位選址不盡合理,其實政府部門壓力也很大,每年都有一定的硬性指標,比如完成多少助餐點、床位數,考核的主要依據又是數據。”胡如意透露,“一些養老服務機構內設有圖書室,但報紙都是很久以前的,書本也沒人翻看,但對考核而言,上架量確實達到了。”

  在養老院服務內容方面,胡如意也覺得有很多問題,比如對老人需求一刀切,“我們覺得要精細化、多元化,將服務變為菜單式,老人可以自主選擇。”針對社會上有關養老院護工粗暴對待老人的傳聞,胡如意表示,并不是專業出身的護工整天面對失能、失智老人,一定會有情緒發泄,必須引入專業社工對護理員進行心理干預。

  樂耆社工服務社目前只剩下三名養老社工,其中兩名來自外地,“沒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很難留住。”胡如意告訴記者,這兩名社工均為80后——25歲的小伙子劉文亮與28歲的齊儷儷,其中齊儷儷來上海后還攻讀了復旦大學本科班,如今已成為一所街道辦養老院副院長。

  今年3月,齊儷儷被派往香港進行十天的培訓學習,而劉文亮作為第二批也將啟程。此外,樂耆社工組織還讓他們作為資深養老社工去高校傳授經驗,“上海目前多所高校開設社工專業,但尷尬的是,老師們自己都沒有社工經驗,如何教這些學生?”胡如意認為齊儷儷們在上海大有用武之地。

  對胡如意們而言,最為期望的是在政府扶持與引導下,社會各界重視養老社工,讓其在為老工作中發揮更多專業作用。

  “新人”有尷尬

  養老,對這座城市的另一些特殊居民而言,有著不一樣的尷尬。在上海生活工作了30多年的陳國輝最近返回江蘇老家。他召集了施工隊,對位于農村的那棟早已破敗不堪的二層老宅重新修葺。陳國輝在上海擁有兩套房產,他去年將其中一套賣了,其中50萬元給擁有上海戶籍的兒子,剩余的作為自己的養老基金。陳國輝沒有上海戶口,目前養老的唯一保障便是多年前購買的商業養老保險,“我好多親友都跟我相似,我們這些人多年來始終沒能融入上海人的圈子,退休了肯定也不可能跟上海的老人一起玩,大家都傾向回老家養老。把上海的房子留給子女。”

  在上海,曾經施行的藍印戶口政策以及持續多年的人才引進政策,使不少外地獨生子女入籍,成為新上海人,而他們的父母也將逐漸跨進老齡隊伍。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實際在上海生活的外地戶籍老人將逐漸增多,這無疑是上海養老的一個新增壓力。

  不過由于目前醫療保險的區域結算問題以及生活壓力與文化的差異,這部分潛在的老人人群較多傾向于在老家養老。

  陳國輝回老家養老會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這體現在由于年輕人入城,農村地區空巢老人、獨居老人數量持續增加,但當地養老機構、醫療條件、社會保障等問題較之城市地區要突出得多。

  “走一步算一步,先在老家呆著,等生病尤其是癱在床上了,還得回上海。那時如何養老送終,就看我的福氣了。”

  陳國輝一聲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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